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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裁缝×褚宏生 与旗袍为伴的喜乐人生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作者:admin 2017-04-14 10:06

几年前,在上海长乐路的瀚艺服饰店寻得褚宏生老先生,当年他93岁,是上海滩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裁缝,被称为海派旗袍活着的字典。每次去寻访手艺人,我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崇拜,只有对褚老先生,没见面之前就满怀敬意,简直有些紧张。还好老先生见惯了慕名而来的人,一律笑呵呵的有问必答,好像这“活字典”里,每个词儿都是“欢喜”。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36个数据
  93岁真是老得让人不放心,出门时,褚宏生走到哪里,几个徒弟都紧紧跟随,他们争先恐后说两件事:一是前阵子老人家一个人去周庄玩了几天,还带了一些麻饼之类的手信回来给大家;二是从周庄回来不久,就摔了一跤,腿骨折了,上星期才好,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老人的身体好到让他们惊讶,“不缺钙呢,现在年轻人都缺钙的呀”。徒弟们现在都是旗袍店的当家了,说起老爷子的事,七嘴八舌像一群孩子,突然又有人爆料,说老爷子80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上海郊区玩,坐过了站,下午没车回城,竟然打了“摩的”(即搭乘摩托车)一路狂飙回家。
  褚老看着他们,满头银发,笑意从眼睛最深处散发出来,荡漾到褶皱但是健康的脸上,也跟着说:“我身体还可以的。”人老了,笑看浮云,最自豪莫过于身体还可以。
  因为眼神不好了,褚老已经不再亲自做旗袍,但他并未离开旗袍,天气好的叫候,他会到店里,脖子上挂一根皮尺,帮客人量尺寸。为了让旗袍更贴身,裁缝必须精确测量36个部位的尺寸,褚老从艺快八十年,无论是民国风姿绰约的女子,还是今天日系韩系非主流,他都不会简单地说高矮胖瘦,不会粗暴地分为大小中码,每个女人都有她自己的36个数据。
  如果碰上褚老给量尺寸,女客们会高兴得乱掉方寸,紧张笔直地站在老爷子身边,脸上带着幸福的激动的傻傻的微笑——老爷子那根皮尺,也曾精确无误地落在胡蝶、陈香梅等一代名媛身上啊。张爱玲说过,再狠心的女人提起去年那件织锦缎旗袍时,眼神总归是温柔的。现在旗袍不再是流行服饰,但再时尚的女人,在为自己做一件旗袍时,眼神里总是充满着娇羞动人,有一种古典主义的婉约风韵。
  而且这旗袍,有着36个数据的精确定位,才好名副其实说是“自己的旗袍”。
    太太小姐女学生穿旗袍都好漂亮
  在褚宏生“吴依软语”的普通话中,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有旧上海太太小姐和影星名流的私密故事,他常常说着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什么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欢乐的。
  1931年,褚宏生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还是个小朋友,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父母便带他到上海读中学。茅盾的《子夜》写的正是这个时候的上海,吴老太爷第一次离开乡下到上海,看到一个跷腿坐在三轮车上的女子,旗袍开衩到大腿,受到很大刺激,直接脑充血。当时上海的繁华和开放是其他地方无法想象的。
  13岁的褚宏生见满街的女人都穿着旗袍,曲线毕露,年幼的他还未接受关于“风化”一类的教育,只觉得太太小姐还有女学生们这样穿都很漂亮,上海果然繁华,不像在老家,人们除了生很多孩子,没别的成就。他也没意识到,他正处于中国女性服装革命的风口浪尖。他看到的上海,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最早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纷纷办女学,掀起一股女权运动高潮,得风气之先的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妇女群体的偶像,以至于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穿起旗袍来。一洗中国古代女性保守、严正、毫无个性的穿衣风格,中国女性第一次在大街上露出了她们玲珑的曲线。
  十里洋场的女性,虽然都是穿旗袍,但是身份也是一眼就明的,褚宏生说起那时候识人的“潜规则”:公馆太太们财大气粗,追求最好的做工和面料,但款式稍微保守;明星和交际花呢,身材傲人,则更大胆一些,追求时尚,巴黎流行的东西,三个月后就到她们身上了;女学生则是物美价廉的蓝布旗袍,贤慧干练,看着像是自家姊妹。
    小鼓缝的欢乐时光
  16岁时,父母觉得褚宏生天性活泼调皮,想为他安排一份安静安全的差事,当裁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再好不过了。于是他开始跟旗袍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附着在上海滩最华丽的外衣上讨生活。
  因为褚宏生聪明伶俐讨人欢喜,又不贪小便宜,师傅很欣赏他,没有让他做粗活重活,而只在店里帮忙招呼客人。后来,上客人家拿取布料、量尺寸、送衣服这些事也都交给他,在学徒眼里,这是美差,可以出去耍,还可以出入太太小姐的府邸,见到影星名流,甚至可以吃到她们送的小点心。
  他记得去过影星胡蝶、韩菁清、白杨家无数次,她们都不把他当外人,陈香梅也是他的老顾客。后来陈香梅去香港,邀请旗袍店老板去香港开设分店,褚宏生作为老板最信任的“外派”人员,跟着陈香梅到了香港。店铺就开在弥敦道200号,他每天要上门为上海来的老顾客们服务,下午还要隔江送货,香港的“海派旗袍”就是这一代裁缝打造的。在香港做了一年,家里老母、妻儿不断写信要求他回上海,作为家中独子,他不得不回。
  褚宏生在上海待了一辈子,不论在战火的硝烟之中,还是黑白颠倒的乱世,只要有针线有皮尺,他就活得安定淡然,毕竟再混乱的时世,再压抑的年代,人们只要有能力,就会对美有追求,他为女人们打造一件又一件旗袍,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一抹亮丽的风景。现在儿孙后辈都在江苏,褚宏生却仍然留在上海,跟徒弟们在一起,跟旗袍在一起。
  过去的苦都不提了,留下来只有欢喜,比如当学徒时,师傅叫他出去送货,还给了零钱让他买零食吃,他买了两根冰棒,一根当场吃掉,一根放在口袋等回去了再吃,结果晚上口袋里只找到了纸;比如有个交际花欺负他,拿了布料想耍赖,后来在别人口中得知某司令部都有人是他的老顾客,于是乖乖送回来了;还有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到粟裕将军家拿布料,吃到了这辈子最可口的饭菜,有“黄芽菜”、“红烧肉”……在老先生的岁月之河中,人们热爰生活,血肉丰满,细节清晰。
    只有“手工”不得改变
  褚宏生回忆,老上海的裁缝店竞争激烈,各家都在细节上做文章。单一种“抢针刺绣”技法,就分出正抢、反枪、叠抢三种针法。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往往得花上熟练裁缝三个小时。时令不同、顾客年龄不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不同。春节配“如意扣”、“凤凰扣”,老太太做生日配“寿字扣”,年轻女子喜欢简单柔美的“兰花扣”、“盘香扣”。讲究的客人,会要求随着月份变化而更改旗袍上盘扣的花型,一年十二变。比如宋美龄,往往一种料子的旗袍,就要做12件,每件的盘扣都不同。就连如今看似朴素的裙摆滚边,在传统的技法里也要滚上三四道,要讲究里外“一马莲叶宽”,手工细缝,一分五一针,针脚宽度绝对要一样,一道工序花上一天工夫是常事。
  “那时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做。一件普通的旗袍最快也要做上一个星期。”褚宏生说,而现在许多店铺开始用缝纫机做旗袍,速度很快,但是“机器踩出来的衣服硬梆梆的,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人手才能缝出圆润的感觉。”他很支持徒弟们在旗袍材料和样式上的创新,用牛仔布、礼服化都不是问题,80年来,他看到的旗袍就是一部不断变化的历史,从来不是僵化固定的。但是褚老要求一定要采用手工制作,在瀚艺的工厂里,基本上听不到机器声,师傅们都手拿针线,埋头穿引。
  七十多年前,褚宏生16岁,父母希望他学裁缝,稳定安全,这愿望朴实无华,却洞穿了历史。褚宏生做了一辈子裁缝,一辈子与旗袍相伴,他理应一辈子无风无雨,安定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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