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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左手握“剑”,右手持“箫

来源《博览群书 》 作者:陈歆耕 2016-12-24 10:45


       公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中某日,我终于从沉埋已久的堆积如山的关于龚自珍的故纸堆中抬起头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感到可以坐到电脑桌前,敲打键盘,来写一部龚自珍的传记了。
  一个可以感觉到其生命体温——有着棱角分明脸颊的普通而又伟大的思想文化巨人,正从纸页内走出,深深地嵌入到我的脑海中。他在历史的深处与现实中的我,似乎开始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在喧闹的市廛,他旁若无人般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席地而坐,就着一壶老酒,自斟自饮,酒到酣处,妙语迭出,谈笑风生,嬉笑怒骂,指点江山,且歌且泣……路人侧目而视,有熟悉者悄语:这就是“龚呆子”。
  其实,“龚呆子”大脑神经至死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的“呆”主要是指不考量周围环境和权衡个人利弊,常常发表批评朝政和官僚阶层的出格言论。
  对于龚自珍的外表,魏源之子所撰《羽琌山民逸事》中有描述:“四顶中凹,额罄下而颏上卬(同“昂”),短矮精悍,两目炯炯,语言多滑稽,面常数日弗盥沐。”在龚自珍之子妻弟陈元禄眼中,定公“性不喜欢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这样一位不拘小节的人,其行止常怪诞不羁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有逸事二则为证:先生一日在某剧园与友人聚会,众人谈及龚氏家学,多赞语。谈及其父龚丽正,先生评其所学曰:“稍通气。”再论其叔父、礼部尚书龚守正,先生大笑曰:“一窍不通。”边笑谈边将足置桌上,背向后倾,不小心座椅歪倒,先生扑身倒地,引来满园哄堂笑声。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先生过扬州,寄居在好友魏源之絜园。一日夕,坐桌上,与一众访客高谈阔论。待到送客时,先生脚上靴子不知为何不见了,只好光脚送客。数日后,魏源子在先生卧榻帐顶处找到了靴子。原来,先生在忘情笑谈时,手舞足蹈,把靴子甩飞了。
  时人多有目睹,公“在京师,尝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借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饮,抗声高歌,花片皆落。益阳汤郎中鹏过之,公亦拉与共饮。郎中问同坐何人,公不答。郎中疑为仙,又疑为侠,终不知其人”。
  癫狂之人,内心必有痛彻心肺处。上帝常常捉弄人,他想获取的虽耗尽心力孜孜以求,偏偏却无法得到;他所不屑的某些东西,上帝偏偏又要赐予他。是耶非耶,喜耶悲耶,谁能说得清楚?
  龚自珍此种变态之癫狂,也许正为天才之特征。世界上很多天才学人,皆为癫狂之人,诸如卢梭、尼采、叔本华等等。上帝给了他们超人的才智,也难免赋予他们俗人所难理解之怪癖。呜呼,别人视我为怪物,我视他人皆浊流。
  “剑”与“箫”是龚自珍在诗词中反复呈现的意象。且让我们先来品味一下这些有关“剑”与“箫”的诗句——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
  (词《湘月》)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诗《漫感》,作于道光三年,即1823年)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诗《秋心三首》,作于道光六年,即1826年)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己亥杂诗》之九六)
  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
  (词《丑奴儿令》)
  ……
  剑则刚,箫则柔。剑,意味着豪气冲天,箫,意味着低回沉吟;剑必雄奇,箫必哀婉;剑寓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箫寓美人经卷、吟诗作文……这样两种似乎截然对立的意象,却浑然统一在龚自珍的身上。狂放不羁与柔情似水,杂糅而成先生一种特异的气质。当然,在不同的情境和心境下,他在诗词中出现的“剑”与“箫”,总也折射出彼时彼地不同的心绪,被赋予不同的内蕴。
  剑与箫——两个刚柔相济的意象,正反映出龚自珍人格形象的多元组合。让我们在两种不同的音符回旋中,来从容审视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的行状和内心。这也许是一组通向龚自珍心灵的密码,一把打开他心扉之门的钥匙。
  龚自珍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位像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改革家。年少时,他曾经把王安石的《上神宗书》接连抄写九遍,向往像王安石那样成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改革设计师”,用手中握有的权力,挽盛极而衰的大清王朝于既倒,是他人生的最大抱负;遗憾的是,他始终无法进入已经开始朽烂的帝国大厦殿堂,最多也就曾在走廊边有过徘徊,他离那个可以参与政治顶层设计的核心权力阶层,距离有目力无法企及之遥远。或许,这个帝国已经不需要和无法消受这样目光穿透帝国肌体的思想者。他想做“名臣”,结果却做了“名士”。他想做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践行者,却成了“文章惊海内”的诗文大家。于是,帝国历史上少了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宰辅,而成就了一位思想文化巨匠。对于今人来说,龚自珍的政治抱负,或许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乌托邦幻想”,但他的启蒙思想和精美的诗文,却是延续中华民族思想文脉,永远镌刻在史册上的宝藏。
  在龚自珍复杂而多元的人格中,我想在开篇的简短文字中特别强调一点:龚先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人无趣,心胸必逼窄,必蝇营狗苟于算计他人。一个人“牢骚满腹”不奇怪,要看他喜欢发什么样的“牢骚”?如果他的“牢骚”是对一个时代的制度和政治伦理的批判,那么,这是一种高境界的“牢骚”,“牢骚”就成了“离骚”;当一个人的“牢骚”,总是从一己利益出发,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时,其人格必然低下,其为人必然无趣。我这里提供一个小小的细节,来说明龚先生是如何充满生活情趣。
  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这首诗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之135首,是他对仕途彻底厌倦辞官南返途中写就。大意是说,我也曾有过得意的时候,但现在已经如倦飞的鸟一样,要回到生活的原初,过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了。就在此返回途中,偶然遇到陌生的奏瑟的佳人询问,我便说我正是为了寻找爱情为了寻找你这样的美人而来的啊!
  其时有人读此诗后,讥刺龚先生为“轻薄之人”。这恰恰说明了,生活中很多人是多么地无趣啊!
  所以,我说,一定要读龚自珍。这并非是指一定要读我的这部龚自珍传记,而是读龚自珍的诗文。
  当然,你如果要走捷径,想用最短的时间了解龚自珍思想、艺术成就和生平形迹,这部传记可以毫无愧色地承担初识龚自珍的功用。但我奉劝读者永远也不要用辅助读物,取代阅读龚自珍诗文本身。
  龚自珍是清代第一诗文大家。就如柳亚子说的:“三百年来第一流。”如果仅仅从文学史角度来理解龚自珍的成就,那显然未能抓住龚自珍最具魅力的内核。过去,我对龚自珍的了解仅止于他的两首流行最广的诗,那就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研究专家陈铭先生说,在毛泽东著作引用的旧体诗词中,这一首唯一被整体引用。还有一首想必大多数人也耳熟能详:“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是,龚自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可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并列的旧体诗词大家。他的庄、骚兼容,儒、仙、侠杂糅而形成的“哀艳杂雄奇”的特有诗风、气质,迷倒了无数旧体诗词的写作者和爱好者。
  如果对龚自珍的认识,仅止于此,龚自珍固然非常了不起,但他在历史上的不可取代性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他让我们高山仰止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诗文中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批判力量,他在近代思想启蒙史上“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导作用。研究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龚自珍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峰。从这方面说,龚自珍的思想史意义要大于文学史意义。梁启超曾说,初读龚自珍时“若受电然”。今天,我在读龚自珍时,同样有“若受电然”的感觉。
  他的思想的载体,主要体现在那些讥切时政的政论文中,因此有人认为龚自珍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政论文学的先河。我对“政论文学”的理解是,深刻的政论思想是通过文学性的表达来呈现的。“政论”而“文学”,将两者联姻,如同让坚硬的石头与柔弱的水交融。《病梅馆记》或可看作此类文本的代表作之一。鲁迅杂文是否承续了他的文脉?有待专家研究。我曾对写时政评论颇有些不以为然的,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如同新闻一样的“易碎品”。过一段时间,想把那些文章汇集成书,都不免有些惶然羞赧。写时政评论需要快速反应,但它的生命也大多“快速消亡”。讥刺时弊的文字,理当与时弊共存亡。让我无比惊诧的是,龚自珍的此类文字,却能超越时政文章“易碎品”的宿命,而获得一种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对此,能让我做出解释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时弊,不是一时之弊,而成持久之弊,使得批评“弊病”之文,在与之对立中仍然具有存在价值;二是龚自珍在批判时弊中闪射的思想光芒,具有穿越人类生存时空的永恒力量。让后人学而时习之,总能获得新的启迪。
  在《明良论二》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仅仅就为这寥寥数语,我便坚信,花四年时间为龚自珍写一部新的传记是值得的。 
  (作者为上海《文学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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