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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内涵

来源未知 作者:季羡林 2017-08-19 16:20


中国文化的内涵

文/季羡林
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
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前二者用不着再细加讨论,对于第三者,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
周一良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周先生的论述和观察,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觉得,他列举的这一些现象基本上都属于民族心理状态或者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畴。
把这个观察应用到中华民族文化上,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寅恪先生实际上已先我著鞭。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寅恪先生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我觉得,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在下面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
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我只举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全出于《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
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庞朴先生说:假如说希腊人注意人与物的关系,中东地区则注意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是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的特点是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非常重视现实的人生。 
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爱克曼谈“中国的传奇”时,他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连在审美心理方面,中国人、中国思想、中国文化都有其特点。
日本学者岩山三郎说: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
◎本文摘自《季羡林说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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