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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三书》:一位传统学人的修养与治学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2016-12-17 09:34


 
治史三书》是严耕望以治学心得为基础,融合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几代史学大家的治史经验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钱穆在上个世纪曾劝勉这位弟子,“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应该怎么做了!”严耕望修改旧稿,续撰新作,最终汇成《治史三书》。
  书中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回忆结集,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问答录。谈到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为后来人留下肯綮的入门指导。他始终致力于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面对上个世纪的动荡而纷乱,葆有一位传统学人的淡泊宁静。
  如果换个角度,这本单行结集出版的《治史三书》,恰恰是他由学问入生命、把全副生命交付学问的三个层次:治史的方法论之书;个人的学术自传之书;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生命之书。
  钱穆曾劝勉弟子严耕望,“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应该怎么做了!”严耕望修改旧稿,续撰新作,最终汇成《治史三书》。
  在同门余英时看来,“他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知识,对于不易把握的抽象问题则不愿涉足。”
  治史入门 欲把金针度于人
  史学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方法时,往往语言通俗,亲切而实用。《治史三书》亦是如此。
  严耕望说,“《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书中不仅包含了史学家应有的志业与修养,以及治史的原则与方法、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引文格式和注释安排,还有治史必备知识技能,如目录学与校勘学等细碎问题。既有严耕望几十年来的研究心得,也涵盖了史学研究的大小问题。
  构建体系上,严耕望更倾向研究者“要空荡荡地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一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从史料搜罗和研究中,建立起一套看法和理论。这与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空所依傍”与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在治史的观摩与体悟中,他主张要大量地细读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例如,被问及“中国通史”入门导读时,他建议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吕思勉几部断代史为辅,“前者是近乎‘圆而神’的著作,后者是近乎‘方以智’的著作”,他认为在这样一经一纬的准备下,跨入史学之门,将会无往不可。
  对于史学家,“专精”和“博通”两种品质,哪一种更重要?清代时史学界就争论不休,朴学和汉学两个流派中尤为明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严耕望对此有他独到的看法。他将其分为“专”、“精”、“博”、“通”四个层次——“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严耕望提倡从博通出发,达到专精的至臻境界。这种博通,最典型的表现在断代史的研究中,“研究一个时代或者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同时,在博通的视阈中,研究大范围内的小问题,力求专精,才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他认为,初入史学大门,该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地看,基础以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所谓彻底地看,即从头到尾的细读精度,注疏和考证也不可放过。
  严耕望用《孟子》中的“充实而有光辉”,形容史学论文该达到的水平。这是一种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的境界。他对自己毕生追求的史学事业,要求“真实、充实、平实、密实”,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器局之大,功力之深,算得上是这一境界的典范之作。
  学术自传 追求确实而稳定的知识
  在二十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和陈寅恪等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和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严耕望是领军。他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有日记和生活记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在《治史三书》中,他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除了亲历的人事,也对二十世纪史学家们有评述。可将此书看做他的学术自传。
  在《治史答问》中,他将自己的学史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与转变契机娓然道来,以飨后学。他对历史的兴趣由《三国演义》激发,不过却进而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而后远涉其他史书,由此对历史萌发了初步兴趣。高中时,他广泛阅览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在高中历史老师李则刚的引导下初知治史门径。1937年,在七七事变的硝烟中他考取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开始了系统的历史学训练。1941年,钱穆于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导论”,成为严耕望的老师。钱穆对历史制度和历史地理的强调,影响着严耕望而后五十年的研究取向。
  严耕望从小最擅长且最喜爱的算术一科,在同门余英时看来,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治史路径。“他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知识,对于不易把握的抽象问题则不愿涉足。”某种角度上,严耕望的治史路径像接近实验的科学家,追求实证的历史知识。纵观一生的治学途辙,他较近于陈垣和吕思勉,稍远于陈寅恪和钱穆。但他对史学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余英时评价说。
  淡泊与寂寞 传统学人的执念
  在很多场合,严耕望都不避讳谈及清代治学传统对自己的影响。无论是延续朴学的传统考证史学,还是治学修身上的“儒道兼收”,在他身上,治学与一生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他是一位中国传统式学人,俗世中,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学问里,则恒定毅勇,有所追求。
  确定以中古制度与历史地理作为终身治学的两大方向后,他一直勉励自己,终身保持“有大志,有信心,有计划”的生命状态和学术节奏。出身于累世务农之家,他自幼年就对物质享受没多大奢望,习惯“知足常乐”,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反省自己,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因这样的学术志向,如何处理世俗生存、个人修养和治学三者的关系,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
  严耕望认为,首要的是健强身体和健康心理。他不止一次扼腕叹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家群推陈寅恪先生为巨擘,以他天分之高,学养之深,语文工具之博备,诚为旷世难得之人才”。但陈寅恪一生未尽其才学。“我想陈寅恪先生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太差,又是悲观主义者,自不胜负荷其志愿”。
  第二个关键在于一心力、惜时光。心力和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愈大,对他这样的学者来说,人生就是一切都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淡名利、戒浮躁。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应慎戒执着,免得限于拘泥不化。他为自己拟定的治学原则与处事方法,纵贯了为学的几十年。
  他虽然自谦“才极平庸,尤弱记忆”,但他对学术工作能永恒坚持——“如果要说我对学术工作有一点小成就,主要是靠一个‘恒’字诀。”他自述生平除了幼年时代有一段顽童生活之外,自十二三岁开始,就没有一天离开书本,一心一意做学术研究。严耕望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正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他从香港携带了无数笔记卡片。这些卡片自他的大学时代起未中断,有些还写在抗战期间的糙纸上。这种记录方法源自于清代小学传统,也是他读书功力的体现。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最能体验严耕望做学问时坚持的“恒德”。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样将生命献给学问的,把学问作为人生最终目的的,是一位流落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传统学人,在动荡和纷扰的时代,活出了动人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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